紅朝末世

大厦将倾 习近平能熬过第三个任期吗？

习近平执政十年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单，可谓一事无成。
一谈反腐败。
不错。习上任后就开始反腐败，一时间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老百姓拍手称快。但很快人们就看出了端倪，习的反腐败集中在草根出生的官员而非红色家族，李鹏家族贪腐应该一锅端吧，他居然一个不动。其次，集中在自己的政敌，如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按理说，既然要反腐败，民主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如官员财产公开，但习是坚决不做。既然如此爱护官员也罢，但党内他却要官员申报财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要抓官员的小辫子，以便以后整肃。
二谈新冠疫情防控
封城的结果并没有封住病毒，相反造成了人类灾难，约700万人因新冠疫情而死亡， 亿人感染。三年疫情封控，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多少私营企业倒闭，多少外资企业逃离，中国地方债务不断攀升，失业率高企。 习近平不仅没有创造人间奇迹，相反重复了70年前大跃进的荒诞。
三谈脱贫
这也是习近平给自己带上的人间奇迹桂冠。但中国真的脱贫了吗？ 习近平的脱贫就是脱贫的游戏。当然，对真正贫困的人发钱也不是坏事，为什么不能把对外撒币的钱用于帮助贫穷的农村人口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呢？这6万亿完全可以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四谈国际关系
现在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就连日本、韩国的关系也回不到过去。 习近平上台前，国际关系可不是这样。中美关系虽然也有冲突，但总体还是不错的，孔子学院遍布西方国家。但今天中美关系已经沦落到不打仗就不错的地步。北约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厉谴责中国。
习近平一事无成，他能熬过第三个任期吗？ 我的看法是很悬，习近平时代是一个短命的时代。何以见得？ 一是没有民心。 二是没有官心。 三是没有军心。 四是没有知识分子心。 五是没有商人的心。 综上，习近平十年执政已经丧失民心，得罪了中国几乎所有利益集团，一个人在逆风狂舞。习近平能熬过第三个任期吗？我看很难，随着普京政权的崩溃，习近平将在惊恐中方寸大乱。

驱散迷雾：中国经济增长、产业革命和民主转型 张杰专访经济学家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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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迷雾：中国经济增长、产业革命和民主转型
 
编者按：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成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货币超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巨大和内需乏力，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导致还是早已身患沉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否在科技竞赛中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经济路在何方？为此，《中国民主季刊》专访了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先生。
 
经济崛起之谜
 
张杰:在邓小平（邓江胡）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将它称之为“中国奇迹”，也有人将它视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为什么您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许成钢:首先，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会如此贫困？是因为1950年至1953年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始于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恢复时期都会有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半部分源于灾后的恢复，这是我要强调的要点之一。
 
要点之二，如果我们看日本战后的恢复和发展，韩国、新加坡、香港的发展，中国和它们对比，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单纯看经济发展，中国实际上还不如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因为它们都已经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完全不是奇迹。但如果把中国和苏联、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对比，那么中国的确和它们很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是个谜，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国家，其它的共产党国家改革都完全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是完全失败。所以，我长期以来的很多工作是在解释这个谜。与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党国家比，中国的改革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使得它有一段时间相当的成功。第一，它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私营企业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这个变化在任何其它共产党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越南实际上是步中国的后尘。只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国家经济就会发展。第二，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这也与其它共产党国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与西方试图拉拢中国反对苏联有关。从这两个特点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现在这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全都颠倒过来了，这就注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束和经济的由盛而衰。
 
经济衰退之因
 
张杰: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有一个重要时点，就是2001年加入WTO，它对于经济增长的加速作用是巨大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让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但不久后情况出现了显著变化，两位数增长不再。现在南美、东南亚国家都在瓜分中国的产业链，中国房地产业也严重衰退并形成了巨大的泡沫。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然洗尽铅华，前景堪忧呢？
 
许成钢: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的描述会和你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的描述是：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掩盖问题的机会，使得它趁机推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而在短时间里暂时维持了经济的增长，但这不仅没有解决中国已经出现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内在问题的恶化。
中国经济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问题。如果简单看统计数字，似乎中国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但掩盖了统计数字背后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刚才我已经讲了，中国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融入全球化体系，它们都是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的。中国的私有化、私营企业的大发展实际上在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但并不合法，到了90年代末才把它合法化。一旦变成合法，中国私营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极为迅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大发展和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紧密相联。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非常快速地从无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加入WTO后，就更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步伐。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为什么我说200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非常担心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努力让国有经济更快地发展，有意识地用各种方式遏制私有经济。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实际上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中共的“抓大放小”。所谓“抓大放小”中“放小”的那一个部分，在实际执行中就是私有化。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当然在国内不允许使用“私有化”这个词，改叫“改制”。但中共真正的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国有企业的意思，事实上正好相反，它要让国有企业发展得更大、更强，所以在九十年代末，中共就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用国资委和全面的政策，试图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
但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其它共产党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中共强调“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
 
我在这里要非常认真地强调，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发展不是中共有意设计的，也不是它高兴愿意做的事，而只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生了的事情，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面对国有资产有可能整体上资不抵债的严峻挑战，私有企业的大发展救了中国经济一命，救了中共的命。私有经济合法化的背景就是私有企业的大发展救了中共的命。但是中共在合法化私有企业的同时，就担心私有企业变得更大，大到可以动摇党的统治怎么办？
 
讨论共产党的制度时，必须要清楚一个概念，叫做“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和平演变的概念来自列宁。中国经济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就说得很清楚，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当年列宁在推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概念。当私营企业大发展的时候，它带来的和平演变问题从来就是中共高度关注的，并不是只有习近平关注。例如江泽民也非常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要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江泽民面对和平演变的威胁，为了要应对这个挑战，就试图把能够“招安”的私营企业老板都吸收到共产党里面来。这有点像水浒传，皇帝只要把反皇帝的梁山好汉“招安”到朝廷里来，他们就归皇帝管了，就变成朝廷的人。江泽民是试图用“招安”的方式来控制私营企业，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和平演变。也就是，中共在应对和平演变时，一方面“招安”，一方面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前后逻辑是一致的，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只是到习近平这里，把招安基本放弃了。
 
我们再说房地产行业。中国启动房地产行业的时间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朱镕基实行税制改革，中央把税收的大头拿走，小头留给了地方，但绝大部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开支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开放了土地市场，用这个办法帮助地方解决财政困难。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但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全面的土地国有制，这是决定性的一环。在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所谓的土地市场从来都不是售卖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交易权，是买卖租期的市场。刚才我们讲私营企业的发展不是中央政府设计，不是中共设计的，但是土地财政却是它们设计的，目的在于利用土地的全面国有制，让地方政府通过靠售卖土地的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当地唯一的大地主，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土地所有权，就是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也不拥有一寸土地，它所有的土地都是租借的。由于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当地垄断土地的唯一地主，它们售卖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垄断权力，尽量抬高土地价格，采取减少土地供给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在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给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它的总价值是多少？我现在讲的都是疫情之前的情况，中国房地产的总价值比美国房地产的总价值，再加上整个欧盟的房地产的总价值加在一起还要大，但美国的GDP数字加上欧盟的GDP数字合在一起，相当于中国的两倍以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早晚要出问题。为应对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的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把泡沫扩大化。那次财政刺激的重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入的主体是房地产业。
前面，我讲到软预算约束，过去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主要讨论的是国有企业，但是自从零八、 零九年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巨大的财政刺激之后，中国又产生了一个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那就是地方政府。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所谓的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以国有土地为核心建立的空壳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把土地拨给融资平台，让它拿资产负债表到银行去获得抵押贷款，借出极其巨大的资金，光是金融危机那一段时间，就借出来上10万亿。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确切知道了，早在许多年前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50万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保密了。
 
地方融资平台是国有的，不怕破产，敢借钱，所以借的数目特别大。这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此外，融资平台借的基本都是抵押贷款，这本身就非常危险。因为抵押贷款意味着把土地作为抵押资产放到银行了，变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当经济上行的时候，土地价值会上升，银行是安全的，但经济下行，就像现在的情况，土地价值下降，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欠很多钱还不了，更严重的是把银行的资产搞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时，银行的资产价值会自动下降，可以导致资不抵债。这时，理论上说，银行就要破产。在软预算约束下，政府可以救助银行。但那些手段只是在拖延问题，如同垮台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经济。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膨胀实际上不仅仅是房地产自身，同时也给整个中国的银行业，整个中国的金融业，整个中国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制度优势
 
张杰: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密切相关，您曾强调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已经推出了ChatGPT，而阿里巴巴和百度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产品。我的问题是中国举国体制能够在这次产业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吗？有人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美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成钢:产业革命的产生是有制度条件的。如果我们看过去三次产业革命和这一次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就会发现它们的发生地都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英国和美国是同一类的制度，即便其它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不是这类制度，也没有产生过产业革命。
 
英美制度是什么？它和其它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两点完全是一样的，第一，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二，都是民主制度。英美制度和欧陆及日本韩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哪里不一样呢？在于英美法系。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英美法系国家，现在正在产生的新一次产业革命，其中很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有加拿大。英美法系对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在哪里呢？金融市场。为什么只有英美法系国家金融市场才发达，而非英美法系国家金融市场都不够发达，原因是英美法系制度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什么金融市场和产业革命有关？因为产业革命需要庞大的资金，所以首先要解决融资问题。当全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它能不能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能否给它注入资本。向创新企业注入资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全新的技术不成熟，没有市场。在市场上被接受之前，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会失败，只有少数会成功，怎么向他们注入资本，这依赖特殊的制度解决。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技术创新演变过程中，最有帮助的就是金融市场，而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衍生物，就是风险资本。风险资本自5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孕育、推动新技术革命性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
中国也想模仿风险资本，但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模仿风险资本。因为风险资本高度依赖法治，高度依赖司法体系，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至今不能独立，所以没办法模仿。只有在风险资本能正常运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给全新技术注入资本。当然全新的技术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也是制度带来的，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人才有想象力，而自由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大学，教授治校的大学。中国至今没有一所自由的大学。当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时候，无论有多少教授、博士和发表了多少文章，学术都不可能是自由的，也不会产生大的创造力。
 
无论是在当年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在产业革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少在他们国家发明创造的东西，都并不是他们本国人创造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大量的发明创造来自在英国的外国人。今天也一样，大量的发明不是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创造的，而是外国人在美国造的。硅谷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加起来多于欧洲裔的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多最有天赋的中国人、印度人在美国爆发了这么大的创造力，而不在他们自己国家发挥？原因是聪明人只有到了好的制度下才能发挥出来。
 
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过去是一种预测，今天已经不是预测了，现在实际上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期，已经开始以指数级的速率在快速地发展，就要形成气候了，只不过它具体的会变成什么，仍然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产业革命的特点。产业革命意味着它产生出来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东西，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产业革命一定造成“创造性破坏”。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意思就是创造会带来破坏，它一路破坏过去，一路地创造现在和未来。但是“创造性破坏”只能产生在适当的制度里，因为只有适当的制度才能容忍破坏。比方说，目前比较热的ChatGPT，有人进行一个尝试，问它中国共产党好还是不好，用简体或正体中文提问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阿里巴巴和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政府马上警觉了，就出台法案开始限制了。这一次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吗？不可能。在ChatGPT产生之前，人工智能曾被分割成许多很窄的领域，中国的确可以在个别领域里领先。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制度的特殊性，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监控摄像头最多的国家，有好几亿摄像头，它们拍摄下来的巨大量的视频和照片需要处理，需要自动识别，要自动地确定抓捕谁，控制谁。面对警方监控民众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在巨大投资的支持下，中国在图像识别，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视频方面，在世界上都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另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语音识别，道理是一样的，由于它大量收集私人的语音，用于监督民众，它在语音识别技术上一度也处于世界领先状态。但因为这种做法严重侵犯     人的自由是违法的，这些技术在西方国家是不能如此发展的。美国的法律禁止公司和个人进行这样的技术创新，但中国的法律没有这样的限制。
 
但是人工智能远远不局限于监控。在ChatGPT产生之前，中国在许多重要的、关键的人工智能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一是在人工智能最基本的算法方面，中国无法和国际的先进水平对比。二是在人工智能最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方面，比如说发现和发明新药、新材料，国际上几年以来就已经积累了不少重大的突破、重大的成果，但中国一项也没有。依靠人工智能实现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国际社会并非最近开始，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积累了很多成就。现在ChatGPT作为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出来以后，尤其是它开放给所有人之后，一下子就暴露了中国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我要强调的是，过去中国在某些领域里之所以能够和世界的前沿追得比较近，背后有几个重要的条件。一是中国过去融入国际化不仅仅是贸易，也包括科学技术。由于融入了国际化，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极大的得益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训练的，包括在美国本土训练，也包括在中国本土美国训练的。例如微软公司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是中国人工智能的黄埔军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无论是在研究机构、大学还是公司，大量的领军人物，都曾经是微软机构培养出来的，在那里工作过，所以融入了国际，融入了全球化。但这些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严重摧毁了国际关系，中国继续融入国际化已经受到严重阻碍，甚至逐渐变成不可能。这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二是芯片。人工智能有算法、计算能力和数据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算法就是前面讲的，它取决于是否融入了国际社会。因为基本上没有重大的算法是中国发明的，都依赖西方的技术，一旦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脱钩，算法的来源就会成为问题。     在计算能力方面，过去不存在对中国的限制，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是一样的，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芯片，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急剧地逆转。当芯片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获得所有先进芯片方面都会遇到困难。那时，中国的计算能力就受到了限制，就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发展给限制住了。说到数据，     数据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数据的质量，而数据的质量直接和社会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当社会自由的时候，数据才能有质量；当社会不自由的时候，数据就没有质量。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中国的数据是世界最多的，为什么它是错误的认识？第一，数据不仅是中文的。如果讲到了科学和技术，绝大部分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是英文的，中文的数据不可能是世界最多的。另一面，讨论数据一定不是简单的数量，一定有质量在里边，而质量取决于社会是不是自由。当社会是不自由的时候，数据是有限制的，是充满噪音的，比如说撒谎、造谣和编造历史等等。当社会里充满了各种谎言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机器学的都是谎言，它就会像造谣、说谎的人一样，也会说谎。今天     所谓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就是机器学习，机器学的就是你做什么他做什么。你的社会是自由的、诚实的，那么你的机器训练出来就是诚实的、自由的；数据是编造的，你的数据是撒谎的，那么机器学出来的也是编造的、撒谎的。我们把这几个条件放在一起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障碍。
 
中国经济的出路
 
张杰:以上，我们谈论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之谜以及遭遇的困境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或者说在中国极权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产业革命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您认为中国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出路在哪里呢？
 
许成钢: 最近1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外交政策上存在很多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经济上希望不脱钩，仍然和发达国家有紧密的合作，但是在外交上却是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为什么要实行“战狼外交”？“战狼外交”不是某一个人愚蠢，不是某一个人发神经，而是中共最基本的目的决定的。
 
这些表面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并不一定自相矛盾。因为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中共的目的。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中共的政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一直都担心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指的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来自内部的持不同政见的人，而颜色革命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影响。当共产党的担心上升到一定高度时，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就执行不下去了。韬光养晦是有前提的，就是不担心颜色革命，一旦担心颜色革命了，韬光养晦就只能放弃。当习近平认为发达国家是敌对势力，它们在中国要搞颜色革命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掩饰自己，而必须显示中共的强硬。
 
所以，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一定离不开国家基本制度。苏联和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他们改革的失败导致了整个体制的崩溃。中国的改革曾经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里唯一的特例，但现在这个特例也不特了。习近平这些年里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把中国拉回到苏联的轨道上，成为一个不叫苏联的苏联。所以，我在许多次的演讲里都引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的一个口号：苏联的昨天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我把这个话反过来说：中国的今天就是苏联的昨天。
 
当然中国是有可能不走苏联道路的。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可以不走苏联的路呢？就是在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的情况下，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已经遍布全社会的情况下，容忍甚至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企业家发展、民间组织发展，这样就会帮助中国逐渐的脱离苏联的轨道，从极权主义制度逐渐变成更放松的威权主义制度，让它有些许民主的成分，尤其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国经济就有了出路。但是中共把这称为和平演变，这就断送了这条路。
 
     当习近平一味地反对和平演变，反对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把中国的路堵死了。反对和平演变对于中共来说，是保证它统治的核心所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唯一能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途径就是和平演变。因为除了和平演变之外，要么就是暴力，要么就是破坏，要让人类远离暴力和破坏，就要用和平的方式朝美好的方向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大家为了自己好、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好，不断推动的和平演变。目前中共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它自己就把中国可以变好的路都给堵死了。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张杰：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该文2023年7月15日发表于《民主季刊》第三季。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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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引爆官场地雷阵 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消失得太突然，而中共又是一个黑箱，不会告诉公众真相，自然传闻四起。有说得了重病，已经驾鹤西去；有说秦刚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跟有婚外情，还生了一个儿子，傅晓田是个双面间谍。还有的说，秦刚与火箭军情报外泄有牵连；也有说秦刚与王毅内斗失败，被习近平责令闭门思过，做出深刻检查。
秦刚到底法犯那条？相信不久会有答案。当然答案也不是真答案，无非是贪腐、生活作风糜烂。 但秦刚的突然消失也让外交部变得不正常起来，7月14日，有外国记者询问秦外长何时能返回工作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中外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迟疑了将近20秒钟，然后表示不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说，汪文斌的这种表现显然是源自弥漫于当今中国官场的无所不在的恐惧。
胡平先生认为：外交部发言人的专业就是用所谓外交语言回答各种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这一次，汪文斌居然就是尴尬沉默了长达将近20秒，不知道怎么回答。秦刚消失了这么久，那么谁都想得到你开记者会，一定有记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外交部发言人他们一定事先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张口结舌长达20秒，最后还是没有回答。那么这就并不是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造成的，而且他故意这么做的，就是原来就商量好了，遇到别人提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子沉默，然后再说句外交辞令。
但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及时处理秦刚的事呢？习近平到底是在犹豫什么呢？
胡平先生看来，习近平截至目前显然在秦刚问题上犹豫不决，展示了当今中国上层的一种微妙的政治角力。
宋永毅表示，无论如何，秦刚的消失和外交部的表演都是反映当今中国政治状况的好戏，随着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越来越像毛泽东晚期统治的中国，人们可以期待这种好戏会越来越多。 的却如此，大戏才刚刚开始。
习近平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认为，一言以蔽之：“我即国家!” 吴强认为，因为经济放缓人口减少，留给中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五年对中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困难还将加剧，中国政府可能会打民族主义牌，这意味着北京不得不同时关注西方和台湾两条战线。因此，最危险的时间应是2027年前后。

陈奎德：破解习近平时代快速衰落之谜 王沪宁是个怎样的人？

习近平为何在渲染中国强大的同时又高喊亡党亡国危机？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编（网刊《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认为习近平执政十年可谓百事百败，一事无成。他精于权斗，但治国无能。因为他不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崛起？因为邓小平用资本主义挽救了中共的命运。但今天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衰落。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李恒青：北京重罚蚂蚁集团是政治交易 耶伦三鞠躬能换来中美关系小阳春吗？

7月14日，经济学者、华盛顿特区“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接受张杰博士专访。
话题主要为：
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泡沫巨大、地方债务居高不下，青年失业率高企，为什么北京还要打击民营经济？
2、中共社会工作部已经挂牌，部长已经就任，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是其职能之一，您认为社会工作部的设立会给民营企业带来什么？
3、耶伦访华释放和缓信息，美国也在强调去风险，而不提脱钩，您认为中美、中欧经济合作会改善吗？
4、如何看待秦刚外长婚外情和私生子传闻？

捅破习“两个人间奇迹”的灯笼 为何他学不会江泽民的掉头功？

就习近平的二个人间奇迹和一个拒绝转向的奇葩，我在5月末曾专访了经济学家许成钢先生。 为什么事实上很多中国人还在贫困中，但习近平却认为中国脱贫了？
许成钢先生指出：习脱贫把戏就是它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低标准的绝对贫困。他有意专门针对这一群最极端贫困的这些人，这个人的数字很少，然后调拨资源，使得这一群人的人均的收入有所提高，超过了它的绝对贫困县的定义，于是他就宣布它解决了脱贫问题。 我们现在把贫困的定义稍微改变一下，改变成这个国际间人们更普遍接受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贫困定义成为平均每人每天5美元，如果我们定义到这个数字上，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就是有多少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是5亿4,000万，那么5亿4,000万的贫困人口就是占中国的人口是将近40%。
至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防控疫情奇迹，许成钢先生说，习近平防控疫情创造人间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笑话，但我们作为中国人，这个东西不是笑话，因为这很痛苦，这是很大的灾难。灾难导致了巨大数字的死亡和巨大数字的伤残。有精神病专家称，疫情期间，中国增加抑郁症病人增加7,000万。
2001年911事件发生，江泽民支持美国反恐，有效地改善了中美关系，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入WTO，但去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给中国一个改善中美、中欧关系的天赐良机，但习却拒绝转向。为什么？
许成钢先生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共的目的就很清楚，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中共的政权。 推动经济改革为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韬光养晦实际上是为它服务的，江泽民是全面的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在对美的关系上，全面的执行了韬光养晦，让美国人觉得可以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但发展经济本身不是共产党的目的，所以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共产党无论是这个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是一样的。他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个担心，担心的就是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
俄乌战争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看待乌克兰的。实际上乌克兰早在2014年就爆发了颜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很恐惧，认为是西方敌对势力在那里制造出来的。 中国当然是支持俄国，反对乌克兰，他只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复杂的考虑，没有把支持俄国，反对乌克兰表达最清楚，但是他在在本质上从内心里是强烈支持俄罗斯的，比如说他讲跟俄国的友谊是没有上限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它之所以是没有上限的，因为它要与俄罗斯共同防止颜色革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习近平和昨天的江泽民做的事情不一样，因为在昨天的江泽民的时代，他没有担心颜色革命的事情，而今天的习习近平非常担心颜色革命。

沈栋用生命换来的三个教训 经济彻底搞砸 外资大逃亡直接投资大跌80%

7月13日晚间，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关注中国日趋恶劣的投资环境。 中国商人沈栋赴华盛顿国会山出席了听证会，针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风险分享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并回答议员们的质询。 沈栋是《红色赌盘》一书的作者，他的前妻是段伟红。 他以自己为例子，总结在中国做生意的三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游戏规则由共产党说了算。 有国会议员向美国企业喊话称，尽管中国市场庞大诱人，但现在是时候看清真相“摘下金色眼罩了”。
第二个教训是，“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你要么在政府的青睐下繁荣发展，要么在不受青睐时灭亡。” 沈栋曾被视为人脉最广、政商关系最强大的中国商人之一。他和前妻段伟红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关系密切。
第三个教训：在中国，政治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 沈栋表示：“在中国，政治力量凌驾一切。中国不存在法治，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而习近平则是掌控共产党和国家的皇帝。”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７月７日最新发布的官方消息，已经决定对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处以罚款（含没收违法所得）71.23亿元。要求蚂蚁集团关停违规开展的“相互宝”业务，并依法补偿消费者利益。在2021年，阿里巴巴集团因违反反垄断法而被罚款180亿元人民币（约合28亿美元），成为当时金额最高的企业罚款。 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一家独大，所有资本都要控制在政府手里，所有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有分析认为，中国有关部门上周对蚂蚁金服和腾讯罚款，似乎是这轮打压终结的信号。与此同时，总理李强周三也与阿里云、美团负责人会晤，呼吁他们多为引领发展、创造就业等做贡献。真的再不折腾了吗？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7月13日引述荣鼎集团分析师马克称今年第一季度外国对话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0%。

习近平将以何种方式让权退位？

习近平以何种方式让权退位？
独裁者无不嗜权如命，怎么会让劝退位呢？更何况，习近平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恨不能成为世界霸主。
为什么独裁者就不能有正常人的心态？ 习近平执政十年一事无成，可谓弄权有术，治国无方。让劝退位是明智之举。
以经济为例，有分析指出，新冠清零政策解封7个月后，中国经济反弹不如预期。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3%，但对比季度增长速度，第二季度增幅只有0.8%，与今年第一季度季增长2.2%相比，明显下降。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许多银行都开始大幅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使得人们对北京当局是否能达到5%的增长目标产生怀疑。 中国龙头房地产商中国恒大，17日晚间公布迟来的业绩报告，两个年度共亏损5819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高达2.4万亿。
为什么习近平不退出江湖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能！
有位署名思芦的网友认为：习近平迷信中国鸟笼技术。 中国历朝历代都像修长城一样在编鸟笼，统治人民。 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控制最严的朝代。 中共的统治术集中国历朝之大成。中国历史，就是统治手段逐步增强的历史，鸟笼技术进步史。鸟笼越做越好，越做越精致，越做越严密。梁启超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思芦网友总结了中共七大鸟笼统治术： 一、剥夺限制人身和经济自由： 二、基层组织建设： 三、蓄养鹰犬打手： 四、洗脑宣传愚民政策： 五、语言暴力和话语权： 六、自我审查和思想改造： 七、民族主义和假想敌。
中共把驭民术做到了极致，即使当合法性松动之后，仍然能保持红色江山朽而不倒，造成制度和社会的严重不同步，差距越来越大。欠下的债越多，将来支付的代价越高。最后转型的社会震荡越大，转型的方式越惨烈。习近平和中共的退场将是惊涛骇浪。

伊利夏提：俄罗斯兵变让习更加极端、好战 种族灭绝下维汉对立能和解吗？

7月7日，张杰博士专访前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访谈围绕以下话题展开：
1、俄罗斯兵变对北京的冲击，习近平视察东部、西部战区的目的？
2、习近平还会攻打台湾吗？
3、习为何要感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共是否会发生亡党？
4、维吾尔人的现状。
5、维吾尔人种族灭绝发生后，维汉对立是否无解？

中国由盛而衰的秘密：反现代化的“现代化” “中国模式”走向终结（罗小朋、文贯中、王天成、刘亚伟、胡平）

罗小朋（经济学家，原浙江大学教授）： 我这几年的研究主要在历史上，让我们看看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现代化之路。亨廷顿提出来现代化的过程会存在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甚至文明的冲突。顺着亨廷顿的思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结论。中国文明早在青铜时代以后就有了“天下”这么一个世界观。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冲击中国的农业文明之前，中国南北两方的农业文明已经有相当深的融合，这跟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系。中国文明很早就建立起一个大的文明共同体这样一种身份意识，人口基础也非常大，而且这种身份意识在跟北方的胡人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间还不断地被强化。中国文明跟欧洲和中亚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北方的游牧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冲击。因为地理条件的不一样，北方的胡人面临一个困境，进入到中国比较偏南的地方，他们就要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没办法，因为马也下不来，人也不适应。反过来，中国农业文明往北方扩展的话，气候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北方的胡人在军事上很强大，这就对中国的文明怎么应对外部的挑战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南北纵深大，人口的再生能力强。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明为了应对包括来自外部、内部的威胁，采取了我称之为“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这样一个基本的文明生存策略，实际上也被应用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中。有些例子对于熟悉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的人都是知道的。从19世纪太平天国死了几千万人，到20世纪的二次革命也好，或者引狼入室也好，以及抗战的所谓空间持久战，中国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中付出过巨大的生命代价。到了共产党，它还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很自觉地和李志绥在大跃进启动之前说，我们准备死1,500万人。具体到最近这几十年，农民工体制实际上也是这个人命换天命、空间换时间的一个具体的展开。当然，中国文明为此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一个最基本的代价，就是正如一句古话所说，叫毁家纾难。把中国文明的基础，我们的农村社会给摧毁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会自毁和毁人。这也是亨廷顿忧虑的事情，文明是可以自杀的，文明也是可以互相摧毁的。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的问题并不是是否终结的问题，而是能有什么样的对极权主义的替代方案的问题。这个方案无法只凭意愿得出，这需要我们有新的历史叙事，对人性有新的理解。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解读。我们应该把长时段的历史逻辑、长时段的地缘政治逻辑以及时空逻辑引入到当代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里来。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 我觉得现代化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其中之一维。经济现代化能否由独裁专制的体制来推动？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可能的。中国有个40年的经济现代化奇迹，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4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许多硬件，例如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经济总量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党专政体制并没有变化。世界上曾认为，中国模式跟东亚模式的起点不一样，但结果，也就是终点，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随之而来必然会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之而来，中产阶级会自发要求人权和政治上的参与权，以保障自身利益。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由于东亚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过程，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但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民主和自由反而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倒退了。这说明，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拿台湾跟大陆比较，就能看出这个区别。在一段时期内，台湾实行过专制，或者说威权政治。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一直把宪政放在终极目标上。中华民国的宪法确立了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的三阶段。国民党领袖所要求的，无非是由执政党决定，何时根据形势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这个决定权由国民党裁夺。当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同意实行宪政时，政府可以说，这本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内。所以，向民主转型，政府既不丢面子，也不会丧失合法性。老蒋没有这么做，小蒋做了，照样得到大家好评，觉得终于兑现宪法的规定了。所以，台湾是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大陆就不一样，它由共产党统治，其终极目标说好是要回到初衷，即回到共产党宣言里所设想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愿景中去。大陆现在急剧地转向，重提初衷，是符合中共党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一切本来就写得很清楚，是有合法性的，是世界误读了。如果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没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因而是颠覆性的，是非要动用军队镇压不可的。所以，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终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本质的不同。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特别是，中国取得的经济现代化的奇迹给中共续了很长一口气，给了它巨大的合法性。这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起步比中国晚，经济十分困难，人民普遍不满，社会极为动荡，就容易有戈巴乔夫这样的人应运而生，觉得自己的制度一无是处，一直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却无法兑现关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觉得不如放弃这种又骗又暴的制度。在中国，经济奇迹出来后，中共的合法性大增。第二点，我认为民主可能跟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不是很大。例如印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人均收入比当时的中国还要低。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在推民主政治，它们的人均收入也很低。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直逼中等收入的上限，马上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了。但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它反而退回去了。所以说经济发展一定导致宪政民主，以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这样一个先后次序上的必然性，或因果性，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得益于加入WTO后所享受到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欧洲、日本遵守WTO的规则，对中国奉行全面开放，以取得中国用15年的宽限期，将自己彻底改革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诺。欧美的期待是，到时，中国将和它们一样全面开放。中共抓住这个机遇期，即对方全面开放，自己却不开放，打了一个时间差，占了欧美日全面开放的便宜。欧美日，特别是美国，成了中国获得资本，科技，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张的主要来源。中国本来很多生产要素是绝对过剩的，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大量浪费掉的，或者非常低效地使用着的。这是为何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如此低，民众如此穷。但是，WTO要求全球所有会员都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个绿灯一开，中国闲置的巨量生产要素突然被允许进入全世界的要素市场，没有障碍地进入到现存的各种分工体系里面去了，得到了有效的使用，取得巨大的经济增益。虽然世界也获利了，但中国获利更多。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这是老实话。加入WTO之前，中国完成了两大主要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第一项改革关系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关系到几亿农民，以及后来涌现的几亿农民工。这就是包产到户。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分给农民，人民公社瓦解了。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的农奴制，反动而残酷。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农奴制解散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得以节省出大量的农民。他们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进城、进厂打工，参加到世界分工里去。这就是将近三亿之多的农民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除了劳动力，土地也是高度浪费的。包产到户后，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有些耕地可以转移出来，这就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包产到户这项改革的意义十分深远，而且发生在1980年代。发生在1990年的第二项改革，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高达50万家的国营企业被卖给了私人企业家，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了。不久，中国加入WTO，这些企业得以迅速参加到世界分工中去了。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后，像这样的关系到整个农村或者整个城市地区的改革反而消失了。我们见到的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胡温时期，到现在就更加一发不可收，公开变成党指挥一切的体制。换言之，在中国，是党在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如果说改革派对此危险的趋势做过最后的抵制的话，那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们推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提出要加速发育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性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成了改革派最后的呐喊。可是，这个决议马上被各种底线论架空了，决议也就变成一纸空文，甚至变成一个骗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世界又产生幻想，认为中国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来真的了？真要培育要素市场了、并由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了？这可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或本质特征。可是，就像将中国模式想象成东亚模式的等价物一样，事实证明，在发出要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呼声，并写入庄严的党自己的决议的同时，世人见到的，却是党国体制的加速完善。期望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中国的资源，不过是人们的又一次一厢情愿而已。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放弃了市场化改革，转而努力在一党专政下，将经济资源全面地向军工倾斜，走一条民贫军强，与发达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共领导下的现行党国体制引起全世界的焦虑。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体制必然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却在扩军备战，对抗世界的民主阵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跟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体制对抗自由，民主体制有什么区别呢？最后讲一讲对未来、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预测。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现行体制对世界的民主、自由事业构成严重挑战，决定联合起来应对。首先，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否认中国已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单独跟中国的交往中，它们会拒绝承认中国有权享受市场经济地位。理由很简单。在党国体制中，要素价格是混乱的，并非由要素市场决定。而且，一旦需要，企业是可以得到党国的国库，党库的无底线的资助的，这就使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致命威胁。为此，发达的市场经济会用关税或配额惩罚中国企业的不当行为。中国企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处境。第二，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然你那么有钱，大量建造兵舰、航母、火箭、卫星、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为什么一转身又自称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关税和其他优惠？中国是存在大量的穷人，但是只要制度性的障碍，例如土地公有制，歧视农村人口的户籍制不彻底改革，城乡贫富差距只会扩大。那就请你省下庞大而挥霍无度的军费，维稳费，三公消费，一带一路的乱投资，乱援助，去帮助自己的穷人吧。这本来就是你中共自己许诺了七十多年的事了。以上两项不承认政策，对中国今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影响很大。我刚刚讲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是靠了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因为其他因素，例如党的领导，过剩的生产要素，人民的勤劳，守纪律，社会的稳定等，在世界向中国开放之前，也是一直存在的，却没有带来经济奇迹，常常只有人祸。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这一功劳的。承认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神话如何自圆其说呢？中国奇迹的功劳除了归到中共头上，还能归到谁的头上呢？既然如此，今后世界对中国就不客气了，会实行对等开放。你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也开放到什么程度。既然中国自己的门关得这么紧，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门也关小，直到对等呢？如果严格对等，中国现在那些完全关闭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网上商机、出版事业、广播事业，艺术，教育，高科技研发等等，发达国家原则上也是可以对等地完全关掉，或关得极小的。美国正在讨论对TikTok是不是要完全关闭，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总需求的严重萎缩。这就使三大过剩问题，即产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过剩进一步加剧。要解决这三大过剩问题，即使在全世界向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提下，也要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消化。这也是为何中共一直在奉行一条韬光养晦的路线，准备一百年不动摇。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巨型国家，和日本，德国，意大利这类战败国不一样，美国乃至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这类过剩问题。而且，世界也确实在十分有效地帮助中国解决之中，使中国从一个赤贫之国成长出有将近4亿人口之巨的中产阶级，和3亿之巨的农民工。后者的一只脚已经跨入城市，一半跨入了现代化，是中共自己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在阻碍他们彻底融入现代化。中共现在一边叫板全世界，一边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帮助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急着要联合俄国一起予以彻底改变。那世界为何还要通过自己的全面开放，帮助中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呢？发达国家会根据对等原则，推行上面提到的两大不承认政策，逐渐把门关小。中国最高当局目前最大的忧虑是需求疲软。这种判断还是对的。但是，由于中国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人均收入差和财富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内需决难迅速提升。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抗又会引起外需的长期不足。内、外需不足会联合发酵，城市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势一定会每况愈下，使中国今后只能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共今后利用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左右世界舆论，改变世界政局的能力会逐渐削减。为了继续欺骗中国民众，中共最近忽然提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就是承认搞不了全民，全面的现代化，只能退而追求一党专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化，也就是城市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化的长期共存，成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来，通过发育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是可以逐渐达到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后消失的，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可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为了这种可耻的私利，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就被活活葬送了。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我主要讲一讲如何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最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想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对抗民主化这种需要。这种企图、努力是不是能成功？我这些年研究民主转型，因而很关注现代化理论。以李普塞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其核心关注是民主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这意味着，现代化在政治上是有一个符合价值评判的目标的，就是民主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反现代化的现代化，因为它的目的是拒绝民主化。现代化的理论产生在西方五六十年代，它的产生实际上与民主在20世纪所遇到的困难有关。大家知道，从1920年代到二战爆发前，世界上发生过一波民主逆潮。很多新生的民主国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意大利、德国，它们的民主崩溃了。后来，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二战以后产生的一些民主国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崩溃了。这又是一波民主逆潮。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就去探索民主的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此出现了现代化理论。它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政治的民主对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相当强的依赖性，或者说与经济发展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观点或者说观察所得，有着政策选择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你想让一个国家民主化，可能要先支持它发展经济。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了不少独裁政权，比如说韩国、菲律宾、台湾、智利等等，就是从这个角度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过了没多久，美国就重启了对华接触的政策。它也是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当然，实际的原因要复杂得多。
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产生以后，对它也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特别不赞成，认为经济的发展未必会带来民主化。我对现代化理论也有一些批评意见。就像刚才文贯中教授提到的，不少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化。这是对现代化理论在事实上、现实上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现代化理论，对于看待分析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在宏观上的走向，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在现代化理论视角下进行探索的学者，从历史经验看，发现中等收入的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民主转型都是发生在这种发展程度的国家，低收入的国家它也发生了。但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向毛时代的倒退，推行新极权主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但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实际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海外华人学者裴敏欣教授几年前曾在美国《民主季刊》发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今天仍经常有人说中国没有达到实行民主的条件，这种观点可以休矣。我还要提到另外一点，在过去很多的威权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威权国家需要经济发展来维持自己的支持度或者说合法性。但是经济的发展本身，也会为政权的前途埋下危机。因为经济不可能总是高速发展，经济放缓或者衰退以后它就可能陷入危机。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人们的期望已经得到了提高，人们的价值观也比以前有改进，受到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对世界也了解得更多，人们的要求自然就会更高。但当你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和需求的时候，危机就来了。这种现象，斯坦福大学的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把它称作为威权国家、专制国家的“经典悖论”。其实中国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个悖论。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除他的个人野心之外，实际上也是对政权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机的一个反应。从宏观上来看，中国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也是基于这个判断，我觉得习近平的以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来对抗民主化，它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转型。白夏教授完全正确地提到了这一点。民主转型还需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现代化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关于这个政治过程的讨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臭名昭著的专制政权，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采取实际行动，也会长期存在下去。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 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摸着石头找民主。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光绪的改革，最后基本上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45年，毛泽东跟黄炎培讲“历史周期律”，他说我们共产党来了，用民主的法宝，可以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了。罗小朋说的“时间换空间、人命换天命”，也是这个意思。之后是“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能够把“双十协定”当一回事的话，搞联合政府，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我快进到1980年，邓小平“818讲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都是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1987年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按7步走，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共产党一大到二十大，没有哪一个大会对未来的政治改革提出这样的、可操作的步骤。之后就有了基层民主的大跃进了，卡特中心从1998年到2012年，一直与民政部、全国人大跟进、落实村委会选举、乡镇的人大代表选举和县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到了2006年，温家宝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案，他告诉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桑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一是基层的直选，二是要给媒体监督的权力。村的人要先学会选村委会主任，之后乡镇的老百姓要学会想选乡镇长，然后到县的老百姓能够选县长。县以上应该是变成间接选举。第三，他说共产党应该有法制，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当时桑顿听了非常激动，专门发文说，中国向民主的万里长征实际上是走开了第一步。2009年胡锦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当权派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民主是怎么样。2010年，习近平给过大家一个惊喜，即所谓的“习五字”,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后，加了“权为民所授”。我当时记得很多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觉得这是中国进入程序民主的开始。因为授权实际上就是选举了,是一个过程。当时习的兴趣可能主要是新加坡模式，当然这些后来都放弃了。习近平现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跟之前的报告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新东西。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现在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中国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这么多年，卡特中心在中国做的，主要是让大家讨论中国能不能搞政治改革，梳理国内一些政治改革的试点。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能操作的、有序的办法，不要再重复过去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的那种模式。从去年10月份的四通桥到后来11月的亮马桥，老百姓发声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说明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在政府的压力下，社会会不会有更多的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引发中国政治上的变化，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但应该不是短期会发生的事。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民主季刊》顾问）：1、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共产国家。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前提。这套理论显然不适合于共产国家。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没有依赖这样的前提，尤其是蒙古。当年的蒙古既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再加上也缺少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可是说转型也就转型了。2、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源自旧体制的全面失败。共产国家民主转型的动力，并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是来自旧体制的彻底失败。极权体制下大规模的、残酷的政治迫害从反面激发了政治的自由化冲动，经济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也从反面激发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强大动力。3、仅就经济改革而论，经济改革是对共产革命和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和自我否定。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的宗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中共自己又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所以它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4、中国如何完成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本来，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有一个致命的两难困境：如果它坚持社会主义，如果它不敢大刀阔斧地引进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无法振兴经济；如果它为了振兴经济而大力引进资本主义，它就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而既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全部理由就是搞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一旦它复辟了资本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专政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简言之：共产党专政和搞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然而，一个六四屠杀，一个92南巡，中共却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它居然把水火不容的两件事结合到一起了。在中国，居然出现了在共产党专政下搞资本主义。5、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比大众私有化恶劣百倍，但是在经济上却可以比大众私有化更有效率。“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也就是说，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私人资产。大致上讲，在实现了政治转型的俄国和东欧等国，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分”，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全体人民每人分一股，即大众私有化。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使得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中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由于“六四”，党内的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中国的私有化是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贵的私有化，成为共产党官员的私有化。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而官员们则摇身一变成了地主或资本家。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因为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避免了在俄国和东欧国家出现过的资产的过度零碎化，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6、中国为何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输出商品，现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输出资本，这样，有着庞大数量的既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中国就有了巨大的优势，在专制制度下就有了低人权优势，很快就成了世界工厂，而与此同时又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甚至使得很多原来的发达国家相形见绌。“六四”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一方面，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而在“六四”后政治高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则被迫选择远离政治、在商言商，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又成了共产党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大资本。于是就有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对自由民主更加敌视更加蔑视，甚至向自由民主制度、向普世价值公然叫板。8、习近平上台以来倒行逆施，反而削弱了“中国模式”的某些优势，所以被称为“总加速师”。但要说“中国模式”就此便走向终结还为时过早。结语：知难行易，知道“是什么”了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做什么”。